权威人士日前一席话让市场为之一颤。
中国结构性改革路途艰辛，恐怕是不容回避的大难题，而结构性改革中又涉及多个问题，既有独立的，又有互相掣肘的。比如土地制度问题，又涉及到金融以及中央与地方利益等。
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结构性改革的难点，前海传媒日前专访了著名华裔经济学家、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文贯中。
文贯中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人民公社中的公共食堂与大饥荒、中国城市化问题等有深入研究，他出版的《吾民无地》一书备受市场好评。
前海传媒：中国改革很重要的领域是要素市场，这其中城乡差距非常严重，农民工受到的不公尤其明显。您在这方面有很多研究，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文贯中：过去三十多年来，农民工的进城定居问题一直被忽视，使他们难以分享城市的繁荣。农民工之外，还有庞大的农村人口，每人只有极为有限的耕地。在我看来，这意味着中国仍存在严重的隐性失业。正是这种普遍的隐性失业解释了为何农村的人均收入如此低于城市居民。农民工加农村人口加起来，两者至今仍占中国总人口的65%左右。
他们并没有和其他要素，特别是土地，以及城市的民间资本结合的充分自由，因而他们无法实现自己潜在的最高价值。这是中国在要素使用中的极大浪费和扭曲。
可是，由于没有要素市场的价格指引，在他们没有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就人为规定了最低工资，进一步阻碍了充分就业。有些地方政府又呼吁制造业和服务业要腾笼换鸟，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过渡。
我认为，如果这真的成为国策，农民工和农村人口中的非熟练工今后的就业将更为困难，全国的收入分配会很难改善，城乡收入差会很难弥合。而正是这种收入分配局面才是社会不稳的最大隐患。
目前经济下滑，局部会出现失业等问题，我觉得，要实事求是地告诉全体人民，未来几年，由于需要纠正结构性的失衡，又要加快以建立要素市场为核心的经济改革，增长率也许会有短期的下降；同时，广泛建立对失业人群和低收入特困家庭的暂时性的救济。如此，全体人民对经济的降速能做好思想准备，万一失业或下岗，也有收入上的最低保障。
前海传媒：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土地制度方面的改革很少提及，在现状下，农村土地制度能否得到突破？或者能否分为阶段性去做？
文贯中：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只能简单说几句。《学术月刊》发表过一篇关于我的学术道路的文章，其中提到我提倡要允许土地私有的理由，至少可列举以下五点。
一，如果只允许政府一家买卖土地，必定形成最坏的垄断市场。如果在政府之外，实行身份和地域的限制，只准每个地方数目有限的集体组织有权提供土地，而收购者依旧为政府一家，则土地市场仍将沦为寡头垄断。中国最富的企业家大多是地产商，最大的贪官大多涉及土地腐败，而不幸沦为城市新贫民的却正是几千万失地农民，根源在于这种土地垄断。土地配置要有效而公正，地权必须分散，包括允许民有。
二，如果土地集体所有基于农民自愿，则农民自然有退出自由。不准农民退出，说明这种集体所有必然是强制性的，因而违反党的自愿原则。这个错误为何就不能改正？
三，按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生产关系必须符合生产力。即使在生产力最发达的城市，也因生产力太低，全民所有作为生产关系过于超前，必须退回去的理由，将50万家国营企业私有化了。那么，在生产力最为落后的农村，为何必须维持土地公有制呢？难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对农民要特别加以歧视？况且，中国的耕地只占领土的很小部分，即使农地私有了，土地所有还是以公有为主，没有担心的必要。
四，30多年来的实践雄辩地证明，现行土地制度正是使中国陷于各种结构性扭曲的主要制度性原因。
五，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和当代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奉行土地私有。如果中国的土地制度和世界接轨，本国历史上和世界各国所积累的，基于土地私有的典籍和法规立即可为中国借鉴，避免巨大浪费和弯路。现行独一无二的土地制度完全违背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使中国只能在黑暗中摸索，而制定出来的政策其效果却越来越差。例如调控房价的无数条例，已经沦为国际笑话。
除了劳动要素属于劳动者自己所有之外（这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成果，劳动者获得了选择职业，实现自己价值的自由），其他生产要素本身并不会自动流动，必须由其所有者或支配者基于实现价值极大化的考虑决定其流动的方向。不过，资本所有权在中国民间有了一定的分散，例如有了民营资本家，也有了股民，表明民众拥有了资本所有权。他们当然会日日夜夜操心手中的资本如何增值的问题。但是，资本的价格，也就是利息，并不由资本市场的供需决定。这种安排有利于国有资本，实际上是对私有资本权利的侵蚀和部分的剥夺。
但是，问题最大的是土地所有权，不是属于国有，就是属于集体所有，不准民间私有。因而土地资源的配置跟老百姓和民营企业都无关。我们可以把全国的土地分为三块。一块是已有的农田；一块是已有的城市用地；一块是两者之间，紧邻城市用地，但目前尚为农田的所谓郊区农田。由以下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三块土地目前都不由土地市场配置。
前海传媒：是的。那进一步该？
文贯中：首先，农田本身的配置。在现行土地制度下，主要决定于每个家庭在各自所在村的总人口中的份额，而不取决于其使用土地的效率。这是中国的农田配置根本区别于市场经济的地方。
根据中国宪法第十条，农田不仅在农户之间不准买卖，即使在农村集体之间都不准交易。对农田配置所做的这种宪法规定，事实上排除了由土地市场决定性地配置农田的任何可能。所以，上文指出，农村人口和土地要素的结合是十分低效的，双方都没有实现其价值的极大化，造成农业的低效，大量隐性失业的存在，和农村人口平均收入的低水平。而且，由于没有土地的交易和兼并，使中国究竟还有多少剩余劳动，无法显现。
其次，同样根据现有宪法第十条，已有的所有城市土地都归国家所有。所以，没有人操心城市内的每片地块是否已经实现了其价值的极大化。在允许土地私有的地方，土地的所有者会通过频繁的交易，也就是试错的过程，寻找自己的地块实现最大的价值的用途。可是，在土地公有制下，没有人操心这些。我们不仅看到空城和鬼城的蔓延，还看到许多城市不断地冒出大广场，大马路，大公园，大绿地，大而无当，内容空洞。很多街区人烟稀少，门可罗雀。各地还有很多名为工业园区，实为圈地的大量低效使用的工业用地。由于是国有土地，长期处于沉睡之中。
最后，郊区土地的配置，存在更为严重的问题。哪一块郊区地块应该转为城市用地，哪一块郊区土地应该保留为农地，不要说个别农户完全无权决定，而且集体都没有决定权，完全由政府说了算。
由于没有土地市场的价格指引，这种转化带来巨大的浪费，例如上文提到的工业用地，鬼城和空城，又带来虚假的地价和房价，例如居民住房。在配置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时，各地政府为了搾出土地升值的更多油水，利用对土地买卖的垄断，人为降低商业和住宅用地在全部城市用地中的比例，以抬高商业用房和住宅用房的价格。但是，这种作法不但扼杀了内需，扼杀了商机，还阻碍了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降低了城市就业的潜力，使通过城市化消化农民工和广大农村人口的希望变得更为渺茫。
由此看，现有的土地制度和土地市场的发育是根本相冲突的。这种土地制度使最有价值的土地不断转为国有土地，使土地的所有权越来越高度集中，和劳动以及资本两者的所有权的日益分散趋势正好背道而驰。如果将民间自发的土地交易一律视同非法，土地市场如何发育出来呢？为此，对农户地块的确权颁证应该坚决进行下去。
在完成这一步后，应该允许农民有退出现有强制性的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权利，对于愿意退出的农民，应该允许他们有携带自己名下已经得到丈量，明确了地块的四至的土地，保护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和衍生的产权，包括允许他们按照土地用途管制条例在农民之间，以及在城乡之间自由买卖。除非为了公共利益，政府或集体不得随意征用。
如此，至少农田的配置，以及城郊土地的配置开始由土地市场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土地市场由此可以发育起来。将来城市的土地，除了用于公共设施的土地外，也可以逐步出售。这样可以逐步回收目前超发的货币，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改善当地的公共服务。令人忧虑的是，一些地方在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完成确权颁证之后，又因为农户间人口的相对变化而要求重新划分土地的新动向，说明现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土地流转的市场化有根本的内在冲突。允许农户土地私有是唯一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