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共有耕地1236亩，用来流转的有480多亩，流转的这部分土地全部用来种粮食。”5月29日，山东省禹城市伦镇毛庄村党支部书记袁兴波指着村里大片的耕地，对经济导报记者说。
在城镇化、工业化快速推进的当下，随着农业发展和农村改革步伐的加快，土地流转正日益成为激发农业经济发展的活力。然而，在一些地方，流转的土地却并不像毛庄村这样完全被用来种粮，从事非粮化种植、甚至违规搞非农建设的情况并不鲜见。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他表示，在土地流转实践中，必须要求各地区原原本本贯彻落实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既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又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不搞大跃进，不搞强迫命令，不搞行政瞎指挥。
“流转土地的"非粮化"用途已经影响到粮食安全，决策层围绕土地问题发出的强音，进一步凸显了加强土地流转用途管制的迫切性。”山东社科院省情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导报评论员秦庆武接受导报记者采访时说。“非粮化”冲动背后的收益差距
导报记者调查发现，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尤其是在新一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工作推动下，当前农村土地流转正在提速。
“作为禹城市第一个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办证的乡镇，全镇107个村，已有97个村完成确权，确权率超过了90%。”禹城市梁家镇副镇长谷晓辉接受导报记者采访时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让农民对待土地流转犹如吃了定心丸，全镇流转的土地已达7000多亩。
土地流转是指农民把农村家庭承包的土地通过合法形式，保留承包权，将经营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其他经济组织的行为。它是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利于实现农业经营的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
我国于2003年开始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2005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对土地流转都有明确的规范。然而，近年来在一些地方，这一新型土地经营方式及其政策也出现了被曲解、滥用甚至背离初衷的势头。
在秦庆武看来，各地出现的非粮化冲动以及工商资本下乡搞非农建设的现象皆因效益的巨大差距。
“我们村作为粮食主产区，流转的土地只允许种粮食。”袁兴波介绍说，承包一亩地，因为收益低，承包费也相对较低，在1000元左右，抛去各种费用，种粮一亩的纯收益在500元左右。袁兴波也坦陈，很多地方流转的土地都不种粮食，承包户更愿意种植经济类作物。以种植蔬菜芹菜为例，虽然其每亩的承包费高出种粮承包费三四百元，但是收益也很可观。
“赶上好年景，一亩经济作物的纯收益可达上万元。”袁兴波说。公共财政扶持向小农倾斜
根据相关政策，土地流转后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多大规模才算适度呢？
据袁兴波透露，目前毛庄村流转的480多亩地，由5个承包人经营，每个人的经营规模在百亩左右。
“100亩左右的规模经营算是适度。”秦庆武解释称，这是因为，根据纯收益测算，种粮100亩的收益刚好可以达到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
“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土地流转后的规模经营需要适度，否则，过度集中导致的后果是大量农民无地可种。”秦庆武进一步表示，以山东为例，山东的城镇化率目前达到55%，如果城镇化率提高到90%，1亿农民就要面临无地可种的境地。
“因此，土地流转要本着依法、自愿、有偿原则推进，不能搞大跃进，不搞强迫命令。”秦庆武说。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在经济形势总体放缓的情况下，一大批工商资本涌入农村，借土地流转之名违规搞非农建设。
“加强土地流转用途管制，还需要国家出台更加明确细致的法律法规加以约束。”秦庆武对此称。
在他看来，日本对工商企业进入农业的政策限制有一定启示作用。
日本实行农地私有制，但农地所有者并非有无限权利，并非可以随意买卖、改变农地用途、不当利用土地，工商企业也并非可以随意买卖或租赁农地进入农业，日本对农地的买卖和租赁等流转行为实行严格限制，对工商企业尤其如此。
此外，秦庆武还认为，公共财政的扶持政策应向小农等弱势群体倾斜，不能混淆了小农和工商资本，要通过财政资金扶持引导农民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防止出现工商资本套取政策支持搞非农建设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