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认为支撑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来自四大因素：
一、开放。华生认为对外开放对于中国的意义完全不下于改革的意义，因为如果关起门来搞改革，今天恐怕还没前进多远。过去三十年中国从开放当中获益，依靠后发优势，大幅缩短了和发达国家的距离。
二、市场化。一方面通过双轨制，通过引进市场因素，逐步使得整个经济市场化，另一方面发展民营经济，引进外资，对国企进行改造，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
三、农村改革。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分田到户，实际上提供了第一支火箭的推动力，此后乡镇企业开始发展。农民进城打工给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提供最强有力的基础。
四、靠财政承包制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
但华生现在认为，靠原来的因素不仅支撑不了高速增长，恐怕也支撑不了中高速增长。他的理由是：“第一，开放，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与发达国家在很多地方成为对手了，因此后发优势慢慢在消失，反过来人家把你作为对手进行防范和围追堵截。第二，市场化改革方面，我们的国企改革，经过了几十年，有很大的进展，但是应该说35年前提的第一步，政企分开，还没有迈出来；农村改革，每家两三亩地的种植显然是束缚了农业的规模经济，拥有的廉价劳动力现在也开始暴露出来大量问题；地方政府靠土地财政来维持它的发展，造成一系列的扭曲。”
华生不认为经济增长动力来自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他表示，光靠技术和其它一般的因素，连5%的经济增速都保证不了。“支撑今后20右中国经济还能够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增长的主要原因将来自结构调整，最重要的是进一步推动农民从第一产业出来，到高产的工业和第三产业。”
但是增长需要对现行政策形成重大的调整。华生认为这几年来已经开始提出来城市化和新型城镇化已经晚了，应该早6年、8年。“我们今天所采取的行动应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现在并没有看到扎扎实实的措施解决农民工的问题。目前中国两亿多农民工他们基本上是候鸟式的，到40岁左右就开始回流。家属绝大部分还不在身边，还有几千万的儿童是留守的。如何让农民工不会到40岁再返流，他们的子女才能跟上产业发展的这一代。未来的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取决于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怎么样来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
至于经济增长减速对企业家的影响，华生认为很小。“如果说我们过去是高速增长，现在是中高速，就是新常态，我认为这种变化跟企业家就基本上没什么关系。因为就是高速增长也不能保证每个企业高度增长，照样有大量企业跨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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