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城市是一个有机生命体，那么她就应该有不同的成长阶段。过去20多年，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表现为大量人口移居城镇，发生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以及城市物理尺寸的扩张与膨胀。好比进入了青春发育期，中国城镇撑开了骨架，“抽条”了。
城市之所以成其为城市，就是在很有限的空间承载大量、多样、复杂也更丰富多彩的经济文化活动。倘若作为城市之核的市区，密度过低，城市集聚的能量不足，就断然难以通过发挥辐射作用引领国民经济增长。君不见所谓的全球城市，从来以影响力、辐射力论英雄，而不以总量、范围大小论短长。
上一程的中国城镇化，扩张速度惊人，但不少城市很像在一张大桌面上同时摆开多个水杯，哪一个的水也不满，半半拉拉甚至空空如也。如此摊大饼式地向外扩张，只能越摊越薄，城不像城、乡不像乡，哪里谈得到外溢、辐射与影响力?
单纯服务于扩张城市规模的大拆大建甚至强征强拆，无论从哪个维度看，都断然难以为继。下一程，城镇化究竟怎么走?
上一程我国的城镇化，似乎比的是谁家征地多，谁家新区远、马路宽，谁家的建筑高端大气上档次。现在到了换赛季，该比一比新本领，赛一赛哪个城市、哪个街区、哪个建筑群的人气更旺，活性化程度更高，经济文化活动的品质更好，让普通市民生活更便利，宜业又宜居。密度、集聚、便利以及更广义的城市生活质量，这是下一程的城镇化更应关注的事儿。形象一点说，就是在撑开的城市骨架上好好长点肉，好好发育城市肌体。换句话说，就是在已撑开的城市骨架范畴之内，为城市“加密”——将城市投资和建设的重点转向集聚和合理的密度提升。
众所周知，东京当属密度很高的世界大都会城市。但曾几何时，东京的中心地带也有过不少功能规划失当、便利性差、环境也不友好的地段和建筑。多亏了1986年秉承“立体城市花园”新理念的“都心”更新计划，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地标性建筑——六本木H1LLS。一共11公顷的地面，建成76万平方米的各式建筑，集家居、办公、商业、餐饮、社交、图书馆、学院、酒店、媒体、交通枢纽等所有你能想到的城市功能于一身。就在这么一个步行可及的范围内，常年居住着800户人家约2000人，每天有2万名各行业员工在此上班，每年有4000万人次的观光客和消费者上门。在54米高演艺厅的楼顶，居然一片田野风光，种树种花种草之余，还有一方水稻田!什么叫城镇化还看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大概就是了吧!
显然，“大城市病”的疗法是多样的。除了容易想到的不让人来，或非把人疏散走，在更合理的城市投资、建设和管理下，给城市“加密”也可能是一条出路。
小城镇的“加密”，可能性就更多了。富士山就是一种可能。面对老龄化压力，为了保持城市活力，打造更高的生活品质，日本本州岛北陆地区的富山市采取的策略是“建设紧凑型城市”，先改善城市有轨交通，再激活沿线特别是环车站居住圈，最后目标是吸引老人家到距离车站500米的圈圈里生活。
农村也可以“加密”。经济结构变化了，务农人口减少了，加上交通、通信的改善，为相继改变传统农村极度分散的生产、居住模式，创造着条件。2003年前后，上海郊区率先提出的“三个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农居向集镇集中、农田向务农能手集中，后来在我国多地推广并发扬光大。像灾后重建的都江堰茶坪村那样，走紧凑村庄之路，把散居在山梁上、生活生产极不便利的人家迁到山下，通过结余土地指标筹资的办法，兴建起一个有旅游、度假价值的都市近郊山村，不仅本地村民更易居，还吸引了不少成都的老人家。城乡两利，何乐不为?
但是在为城镇化“加密”的过程中，体制机制值得重视。因为体制机制约束着人的行为。约束不当，行为的结果就常常事与愿违。城镇化下一程除了要进一步改革征地制度，还要把城市经营、城市活动的很多体制激活，让民间、社会上、很多有这方面才能的城市事业家更好地发挥作用，共同把我们的城镇化推到更健康的发展阶段。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