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技术进步，靠教育，靠创新，这些都不行了，这些只能保证一般的增长”华生认为这些常规手段只能支撑2%或者3%的低增长，中国要想从9%以上高速增长转化成5%以上的中高增长需要调整结构，他强调只有靠结构上的转换也就是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上才能维持增长。
他举例说，在土地上，一个农民一年也就挣1000元人民币，如果到城里当保姆，一年可以挣四五万，而中国现在户籍人口占中65%是还是农村的户口，所以增长的空间还是很大，“我个人觉得是支撑我们今后20年左右中国经济还能够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增长的主要原因”。
华生认为和农民转向第二第三产业同时需要转变的一个方向是要发展规模经济，也就是从规模不那么聚集向规模聚集的地方转移，这样可以减少时间、沟通和交流的成本。
不过华生说城市化和规模经济需要对政策形成重大的调整，他认为现在提出来城市化和新型城镇化，其实是已经比较晚了，应该早6年、早8年提出，这样在时间上就会宽松很多。
另外华生在企业如何把握和政府的关系上语出惊人，他认为企业永远不要相信政府和它的领导说了什么，因为它说的也许根本做不到。
他举例说，去年证券市场要搞注册制，写进了三中全会的公报，但是一直没有实行。
“你要相信那个，你正好死得最惨”华生说企业最好不要相信企业说了什么，而要看政府干了什么，想政府能干什么，非干什么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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