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天成在《北京日报》撰文指出，城镇化作为我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新常态背景下需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城镇化新发展。要告别“以土地换发展”旧模式，要让城市约束性发展成为新常态。地方财政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卖地”成为地方政府热衷之事，以至于城市“摊大饼”式扩张和新区、新城不断涌现，不仅浪费了大量耕地资源，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也加大了地方政府性债务等财政金融风险。“空城”、“鬼城”等现象，就是其副作用的有力注脚，城镇化单纯依赖土地增量扩张难以为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切实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通过合理划定城市“三区四线”，合理确定城市规模、开发边界、开发强度和保护性空间，防止城市边界无序蔓延。而以城市群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完全符合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城镇化一般规律，也符合我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基本特征，有助于优化城镇规模结构，促进超大、特大、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协调发展。
推进区域一体化须强化区域内部市场联系
刘勇、周金堂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构建经济发展新棋局，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必须根据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在新的战略布局下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创新公共服务体制等途径来促其由布局变为现实。全面推动区域内市场一体化进程，努力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对要素优化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实现区域内部互惠互利、均衡发展、共同发展，从根本上讲，必须下大力气催生和强化区域内部在各个方向和价值链上的市场联系，确立强大的微观基础。为此，一要深化改革开放、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建立健全区域间互动合作机制；二要着力培育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市场竞争主体，使之充分基于对自身竞争优势的深度认识和有效挖掘，确立发展方向，参与市场分工，释放创新和成长潜力；三要建设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尤其是要改革稀缺性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不断减少行政干预和行政定价，让价格更充分地反映供求状况，这也是实现要素在区域内部自主、自由、合理流动的关键。
生态文明要坚持生态性、社会性和经济性结合
朱红文在《人民论坛》撰文指出，生态法则对于人类来说不可能改变，建设生态文明，体现出对生态建设与社会建设、生态安全与人民幸福之间辩证关系的科学认识和有效把握。要坚持生态性、社会性和经济性结合，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围绕传统工业转型升级，以产业基地为载体，纵向延伸产业链条，横向融合发展，上下游产业深入对接，逐步构建起集聚发展、互为支撑的循环工业体系；围绕传统农牧业转型升级，发展规模经营，积极培植品牌，提高科技水平，走规模化、有机化和生态化的路子；围绕传统林业转型升级，在积极扩大森林面积、增加森林蓄积量的同时，发展生态林业和民生林业，提高林产品精深加工水平和附加值，努力实现因林而绿、因林而美、因林而富。事实证明，突出和强化传统产业的生态性和社会性，并不会阻碍产业的发展，相反使这些产业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