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4月24日电（记者陈谊娜 姚均芳 汪伟）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后，城镇化似乎有些遇冷，难免让此前高歌猛进的地方政府陷入迷茫。其中原因何在？城镇化的下一程怎么走？在“2015中国绿公司年会”上，参会专家对此展开了热议。
在发展改革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看来，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在政策层面出台了新型城镇化规划，在操作层面开展了新型城镇化试点。因为对城镇化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从战略到政策再到实施，都需要一个消化和转变的过程。
此前北大教授周其仁曾撰文指出，我国城镇化的下一程，要对密度、集聚、便利以及更广义的城市生活质量给予更高的关注。形象点说，就是要在撑开的城市骨架上好好长点肉，发育城市肌体。
“长肉”的基础是“人”，特别是新型城镇化的重点——“三个一亿人”。
在不久前举办的“2015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李铁说，如果一个城市没有给基层劳动者提供与之相适应的空间，“三个一亿人”就是一句空话。
在日本和韩国，小门小户小作坊都会被很好地保护和保留，最终形成了本国特色的传统产业。而在我国，这些往往被认为有损“花园城市”“国际大都市”形象而被一拆了之，殊不知，拆掉的很可能是产业的萌芽和最初的创业机会。
目前，很多城市都在施行积分落户政策，让外来人口“落脚城市”看到了希望。但大多数城市的积分标准留的都是“人才”而非“人口”。专家指出，新型城镇化的目的不是打造精英城市，而是要改善城市的人口结构，让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能够获得质优价廉的服务。工业的人口红利已经走到尽头，但服务业的人口红利还有很大的挖掘潜力。如此看来，“三个一亿人”绝非城镇化的包袱，而是城镇化的价值所在。
“长肉”的空间是“乡”。无论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还是“给城市留一条回家的路”，美丽乡村建设首先需要城市对乡村的认同。不再把乡村当作廉价劳动力的输送地、农副产品的供给站，当作一个城市的服务者甚至附庸。有专家提出，应在“城乡共同体”的框架下重新审视“乡式”资源，比如“乡野”环境、“乡土”文化、“乡居”旅游、“乡风”民俗等，把乡村置于与城市对等的、互补的位置。如此，通过“三拆三并”（拆村并城、拆村并镇、拆村并村）推进城镇化的模式恐怕会大大减少。另外，对乡村而言，同样需要自我革新。无论是通过权益城镇化（产权制度改革）、就业方式城镇化和公共服务待遇城镇化促成的“就地城镇化”，还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实现青山绿水的生态价值，都是乡村自我革新的有益探索。
“长新肉”的同时也勿忘“去腐肉”。“大城市病”无疑是城镇化上一程留下的“毒瘤”，人们常常把“病因”归结为“人太多”，因此“疏”“堵”结合历来被视为治本之策。对此，周其仁提出，“大城市病”的疗法是多样的，除了疏解功能、转移产业、疏散人口之外，在更合理的城市投资、建设和管理的条件下，提升城市密度也是条出路。
总之，城镇化遇冷并非坏事，发育城市肌体也不是一日之功。在城镇化的下一程，不仅要在城市肌体上“长肉”，还要长对地方，长得结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