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城镇化是解决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也是最大的内需所在。要坚持以人为核心，以解决三个1亿人问题为着力点，发挥好城镇化对现代化的支撑作用。2014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制定了路线图，明确了时间表。今后一个时期，要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推进新型城镇化，有不同的路径依赖，有一部分学者、专家强调就地城镇化，一些地方也在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把小城镇、县城和小城市建设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有的甚至力推村改居集中居住。有些人一谈到发展大中城市，做大城市规模，片面放大超大城市存在的城市病，片面强调西部地区出现的极个别的空城现象，将此作为反对发展大中城市的理由。有些人忽视国情的区别，将美国城镇化的路径作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标杆。
针对中国的国情和所处的城镇化发展阶段，笔者认为，要把在中西部地区发展大中城市作为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要路径：一是优化城镇空间分布的需要。我国城镇空间结构的重要特征是东部一些城镇密集地区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中西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地区的城镇化潜力有待挖掘；中小城市集聚产业和人口不足，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小城镇数量多、规模小、服务功能弱。2013年，我国的小城镇达20113个，平均每个镇人口不到1万人。小城镇分散增加了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成本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二是发挥规模效益的需要。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问题不是生产力布局过于集中，而是过于分散。从土地利用来看，我国人均占地水平最高的是农村，我国南方农村人均占用建设用地达到250平方米以上，远高于国家《村镇规划标准》规定的人均居民点用地面积150平方米的上限。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用地面积超过国家关于城市规划建设用地标准30%左右，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主要原因是小城市和小城镇人口集聚效应跟不上土地非农化。同时，供水、供电、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要发挥作用，实现投入产出的基本平衡，对服务半径和人口有一定的要求。在一些地区，建设了大量的乡镇污水处理厂，甚至追求乡镇污水处理厂全覆盖的目标，但污水处理厂建好后，由于服务半径小，污水收纳量小，运营成本过高，建好后无法运营。三是适应我国人多地少实际的需要。虽然并非城市规模越大综合效益越好，但是城市要发挥效益，离不开一定的规模。据测算，城市规模效益最大化的临界点是常住人口500万人。我国人口基数大，而人均耕地面积小，不能和美、欧等人口少、耕地面积多的国家进行类比，不能走大量建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路子。如果小城市和城镇过多，用于联系城市的高速公路、高铁建设需求将无限扩张，对中国耕地保护造成极大的挑战。
美国经济学家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指出：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在城市已经成为区域经济龙头的时代，需要把握发展机遇，以合理的顶层设计迎接城市发展的未来。一是构建合理的城市发展体系。按照新的城市分类，对城市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要严格控制和发展，将环境承载能力强、人口集聚效应好的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成为千万级的特大城市；重点将一批省会城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建设成为特大城市，形成区域性中心城市；鼓励地级市发展，形成一批省域中心城市；推进省直管县，鼓励县与相邻县级市或地级市合并；严格控制小城镇无序发展。全面放开中等城市和省会城市落户限制。二是适度推进旧城区有机更新。旧城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成本高，不宜大面积进行拆迁改造，要按照增加公共绿地、公共空间、配套设施、支路网密度，减少居住人口密度，减少开发强度的要求推进有机更新，不能借旧城改造的机会扩大老城区的开发容量、增加开发面积。三是重点实现城市精明增长。鼓励和引导省会城市和地级市建设新区、新城。既要避免无序建新区的现象，也不能无视市场需求压制建设的积极性。重点是要按照新型城镇化的要求建设集约节约、两型发展的新区和新城。在建设中要实现土地集约利用，在新城城市建设中保持较高的土地开发密度，盘活存量土地，形成与老城区近邻的紧凑型次中心，避免无序的规模扩张；倡导居住、商业、办公、公共设施合理混合的开发模式，减少无效交通；推进绿色建筑规模化发展，坚持公交优先，建设绿色生态两型新城。
